中国就业数据显示，一个对政策构成硬约束的“就业红线”并不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即便经济软着陆至6.5%左右的增速，中国也不会遇到严重的就业问题。从2013年开始，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，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，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、而是供给不足，一个刺激性的政策只会加重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。当中国农村“被就业”的1.4-1.6亿农民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，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。
中国劳动力供给绝对量趋减
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公报显示，2012年中国15-59岁或者15岁以上不满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下降，同时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。
国际上对劳动年龄的划分是“15以上不满65岁”。据估计，2013年开始，“15~64岁”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，减少规模近70万。时间越靠后，下降幅度越大。
如果以64岁为劳动人口年龄的上限，从2011年抽样的年龄分组数据看，劳动年龄人口的“进和出”开始进入势均力敌阶段，5年后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。如果以59岁为劳动年龄人口上限，则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快速减少。
更值得警醒的是，未来5~20年内，中国一个巨大的年龄层逐渐老去，直至丧失劳动能力。数据显示，40~59岁的年龄组占总样本的29.9%，可见中国老龄化程度将快速上升。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2012年已达14.4%，这一比例已相当于日本1995年的水平，说中国“未富先老”不为过。预计这一指标2020年达18.8%，2030年达24.1%。
劳动力供给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劳动参与率。世行统计数据显示，1986年之后，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从超高的80%持续下降至2010年的74.2%，但显著高于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的63.6%和我国台湾地区的60.4%。
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。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10年高达78.4%，比世行数据高出4.2个百分点。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意味着更多人愿意提供劳动，但也预示着其下降空间更大。本质上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，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。因此，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越高，劳动参与率越低。
类比中等收入国家，中国劳动参与率至少还有10~14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。过去20年中国劳动参与率平均每年下降0.4个百分点，按此推算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，2013年将为7.77亿，2020年减少为7.35亿。按此计算劳动力供给的年度变化，2012年正好处于由正转负的临界值。2013年开始，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绝对量开始减少。
非农就业与需求预测
量化中国就业，最大的问题在于就业统计缺陷造成数据质量不高，而就业统计最大的缺陷在农民就业。
用就业人数和经济活动人口构造一个就业率指标，根据其涵义，这个指标应该可以反映劳动力的利用率，但在中国，这个指标与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。
原因何在？除了数据质量问题，农业就业统计可能是另一个主因。统计局解释，就业人员是指“在16周岁及以上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”，由此，乡村就业人员就成为劳动力蓄水池，除了学、孕、病、残，15~64岁的农村人口就可以成为乡村就业人员，这部分就业与经济增长基本无关，而与人口结构等社会和制度性因素有关。数据可证，2000年劳动参与率高达93.2%，2010年降至88.3%，这还是一个极高的水平，2010年，中国整体劳动参与率才74%，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仅为75%。这说明，农业或农村就业里“不存在失业”，在农村，只要有劳动能力的适龄人口，都被统计到就业中去了。
以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加总看中国非农就业人口，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，1992~2012年两者相关系数达0.79。
可以估算就业-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弹性和GDP增长率来大致判断未来非农劳动力需求。2006年以来，非农就业-GDP弹性处于上升趋势中。这个趋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逐渐走向成熟：非农产业、尤其是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吸纳中的作用逐渐增强。
中国就业弹性曾经历1998到2004年间的大起大落。其中1998~2002年间超低的就业增长弹性，被认为是该期间中国统计作假的证据之一。2004年之后，中国GDP就业弹性的下降，主要是因为期间加速重化工业化，使得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趋弱。
假设非农就业弹性按照2006年以来的平均速度增加，在服务业比重逐渐提升下，这种假设并无不合理。如果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在6.5%~7.5%之间，则中国非农就业需求2013年为5.2亿，2020年为6.22~6.06亿。
农业就业实际需求：
1.2亿~1.4亿
广义农业部门就业，即第一产业就业情况。
通俗讲，就业人员是指“16岁以上能挣钱的，从业人员是指有正规工作的就业人员。从业人员是就业人员的子集”。由此，农业就业是指“在16周岁及以上，在农业部门从事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”。“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；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”。因此农村就业可以理解为“在16周岁及以上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农村人口”。
农业就业和农村就业不完全等同，但有交集。农业就业人员里面有“城里人”，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长表数据，1.27亿的人口样本，劳动年龄（15~64岁）人口9372万人，城镇劳动年龄人口4925万人，中间有486万16~64岁的人员从事农业，占样本中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约9.8%。
农村就业人员也从事非农产业。按照官方统计，2010年，农村4.14亿的就业人员中，有53%、即2.18亿人在乡镇企业、私营企业就业或从事个体经营，我们相信这2.18亿的相当部分为非农就业 。
中国农业部门就业相当于劳动力的“蓄水池”。农业部门即第一产业就业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就业明显负相关，与经济增长负相关。其背后的逻辑是：当经济变差时，工业部门就业减少，从农业部门转出进入非农就业的人数就会变少，反之亦成立。按照中国统计实务，农业就业统计应该是“有工作意愿、但没有从现代部门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力的总和”，包括“农业就业人员和农村户籍的失业人员”。
以中国2010年每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可吸纳104-121个农业劳动力计，农业就业的实际需求在1.2亿到1.4亿之间。未来农业部门的就业依然会保持在1.2-1.4亿这样的区间。
未来就业供需
与劳动力转移
以农业就业需求估计中值1.3亿、对非农就业需求采用6.5%增长率下的估算，2012年之后，劳动力供给缓慢减少，而劳动力需求稳步上升。
我们将每年就业供需的边际变化做一个比较，即便我们不知道中国真实失业率处于何种水平，但供需边际变化所提供的信息显示，从2013年开始，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，而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，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、而是供给不足的问题，一个刺激性的政策只会加重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。
劳动力供需变化有重要时点。
2004年开始，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开始产生，主因是出口大幅增长，沿海地区对农民工需求突然增加，接近并超过了劳动力供给。
2008年，虽然经济下滑导致劳动力需求放缓，但就业供需形势并没与明显逆转。此后刺激政策下，劳动力需求继续回升，供给紧张状况进一步扩大。
2013年，劳动力供给开始转向负增长，但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在增加……
如果综合考虑农村和城镇就业，中国2012年的就业率为82%，这意味着中国还有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可供吸收，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农村。据统计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比2012年已达1.07，这意味着就业岗位比求职人数还多，这说明，城市就业市场供不应求。
城镇就业状况
2010年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0.6%，低于全国平均劳动参与率，但依然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。从城镇就业率（失业率）估算，1992年以来，中国城镇的失业率水平平均在5.5%，即中国的城镇就业状况较为充分。
实际上，中国城镇失业率只能反映摩擦性失业变化，其中关键在于流动人口就业统计。因为中国城镇户籍人口远不能满足非农就业需求，如2011年，我国城市户籍人口为4.7亿，考虑就业能力和劳动参与率，城市户籍的劳动力供给约为3亿，但2011年我国的非农就业达5亿。
城镇就业的供需缺口靠进城农民工弥补。而农民工无论在城市和农村，只要没有去劳动部门登记失业，其从业状态都是“就业”，在城里打工算就业，失业回农村，也被统计部门认为是“就业”，因为中国农村的就业统计里根本没有失业。
从城镇就业行业分布看，2010年样本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统计中，一、二、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分别为15%、35%和50%。2010年城镇就业人员共约3.5亿，按此计算，三个产业的就业人口分别为0.5亿、1.2亿和1.7亿。
农村：1.4~1.6亿“被就业”
从8.9亿农村户籍人口剔除2.2亿常住城镇的流动人口，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达6.7亿，其中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为4.6亿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0.8%。
假定中国农村就业人口即等于经济活动人口，2010年为4.1亿，按此计算劳动参与率高达87.1%，但65岁以上农村人口或被纳入统计，在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中，65岁以上劳动人口占样本农村劳动人口的5.2%，若剔除高龄农村劳动人口，中国农村劳动参与率则为82%，仍然高于2010年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75.1%的水平。
2010年的4.1亿农村劳动人口干什么了呢？统计数据显示，就业于乡镇企业的有1.6亿，占比38%，就业于私营和个体企业的有0.6亿，占比14%，其他48%应该从事传统农业。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样本就业人口中，有74%的农业适龄劳动力从事农业，17%从事第二产业，10%从事第三产业。按此比例，4.1亿农村就业人口中，3亿从事农业、0.7亿从事第二产业，0.4亿从事第三产业。若将年度就业统计中的“第一产业就业人员”减去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者，得到农村就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者。2010年普查数据中，3236万适龄农业就业人员有486万来自城镇，占比15%，这意味着剩下的85%来自于农村。按此比例，2.8亿农业就业中有2.4亿来自于农村，0.4亿来自城镇。
由此，包括农业就业在内的全国就业的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。2010年，中国城镇就业人员3.5亿，其中3.1亿为非农就业，0.4亿从事农业；乡村就业人员4.1亿，其中1.7亿为非农就业，2.4亿从事农业。从另一个维度看，2010年中国非农就业4.8亿，其中3.1亿为城镇居民，1.7亿来自农村；农业就业共2.8亿，其中0.4亿来自城镇，2.4亿为农村居民。
但是，中国的耕地资源禀赋决定了，农业人口只需要1.2~1.4亿。显然，城镇居民中从事农业的0.4亿是主动就业，剩下的，有0.8~1.0亿为农村居民的真实就业，1.4~1.6亿个劳动力“被就业”，这部分人员仍可以转移到城镇，这就是中国农村和农业就业的现状。
城乡劳动力转移
中国的真实就业率低，主要是因为农村中的农业就业人员没有充分就业，1.5亿（估计中值）“被就业”人员占2010年全部就业人员的19%，挤出就业水分，2010年就业率从97%下降到了78%。既然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，为什么城市就业形势还是比较紧张？
城市新增人口构成显示，2000年以来，中国城市人口以年均2110万的规模增长，其中，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年均70万，城市化人口约年均增加1250万，平均每年进城农民工790万。这就是中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现状。
按此估算，每年转移的城市的人口规模为2040万。按照城镇平均71.6%的劳动参与率和平均94.4%的就业率，城市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1379万，这解释了城市就业紧张的问题。
为什么不能以更快速度进行人口转移？我们认为，这主要与城市户籍管理放松的力度、城市软环境或硬环境对新增人口的吸纳能力、城市就业信息向农村的扩散速度、农业劳动人口隐性失业的机会成本和农村“劳动密集型”生产方式的调整速度等因素有关。
因此，人口转移速度一定时间内受客观因素的限制。这也决定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城镇化就业处于紧平衡状态，即便经济缓慢减速在6.5%左右，人们所担心的“就业红线”可能并不存在。按此速度，中国农村“被就业”的1.4~1.6亿农民将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。届时，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。
